“社会理论中的鲁滨逊问题”专题（三）｜ 李猛：鲁滨逊的世界

策划人/杨璐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对“经典”作了一番颇为经典诠释：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莎士比亚很少依赖哲学，但他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及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于西方文化更为核心。同样，鲁滨逊的历险比一般自然法哲学更动人魂魄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它巨大的陌生性和独创性。人作为主体的存在是现代世界的特征。鲁滨逊的现代历险、他的恐惧、他的孤独、他的劳动与忏悔、他的财产等，展现了现代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西方人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根本理解。他构成现代人理解自我，承受自我，自我对话，处理关系的一种“镜像”。正如李猛所言，无论你是否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你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可能并没有完全变成鲁滨逊，但在这个按照黑格尔讲的“海洋原则”所构建的流动社会中，你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他的影子。

文/李猛

鲁滨逊·克鲁索，在荒岛上居住的第十五年，一天中午在沙滩上极度惊讶地发现了一个脚印：

我呆站在那里，像被雷劈了，又像是活见了鬼；我竖起耳朵听，我四处看，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跑上一个高地，向远处张望，又在岸边来回跑了几趟，但仍然一无所获，除了那个脚印，见不到别的脚印，我又走到那脚印边上，看看有没有别的脚印，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但没有怀疑的余地，因为这不折不扣是一只脚的脚印，脚趾、脚跟，脚的各个部分都在。它怎么跑到这儿？那我就不知道了，也完全无从想象。我心慌意乱，神不守舍，心里七上八下地胡乱想了一阵之后，连忙赶回我的堡垒，也不清楚自己走的什么路，真是害怕到了极点，走不到两三步就回头瞧瞧，树丛，甚至远处的树桩，我都误当成一个人；一路上，我受惊了的想象使我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的幻觉里出现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怪念头，而我头脑里的怪念头有多离奇，简直说也说不清。（I.170）[1]

这不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第一次感到恐惧。刚刚逃难登岛，没有衣服、食物、淡水和武器，鲁滨逊像疯子一样焦虑；入夜，他害怕被野兽吞吃，不敢躺在地上过夜；在暴雨中，他突然担忧起雷电引爆火药的危险；从未经历过的地震更是让他惊恐万分。事实上，从鲁滨逊离家出海的那天起，《鲁滨逊历险记》就是一本危险之书、恐惧之书。随便哪一页，我们都可能撞见鲁滨逊惊恐的脸。恐惧难道天生不就是历险的一部分吗？

在鲁滨逊的“惊奇历险”（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中，最常见的是自然的恐惧。自然的恐惧是瞬间的惊吓，在那一刻，人几乎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鲁滨逊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船只失事，听到船进了水，他感到——“我的心脏好像死在了我里面”。第一次在岛上经历地震，鲁滨逊就像“死了一样，呆住了”。最强的恐惧是在危险的瞬间经历的死亡，人的生活的突然中断。但即使地震，这种“就其自然而言最可怕的事情”，也只是开始让人大吃一惊，最初的惊吓过去之后，它造成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I.66, 116, 123）。人重新活了过来。

在自然恐惧中，人面对的是人完全“没有手段和力量来对抗的敌人”（I.89），这是惊吓的原因。然而在自然力量瞬间带来的惊吓过后，人可以运用理性来完善自己的“手段和力量”。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自然这个敌人的危险性就逐渐降低了。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就是用理性的“手段和力量”来驯服自然的危险，逐渐减少自然恐惧，将这个“可怕的地方”转变为自己可以舒适生活的地方。自然恐惧的克服，不仅意味着人的生活恢复了正常，而且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但沙滩上人的脚印带来的恐惧，却不是风浪、野兽和地震带来的自然恐惧。这种恐惧，更持久，更难以摆脱——“离我受惊的时刻越远，我的疑惧越大，这不同于一般担惊受怕的自然情况，同一切处于恐惧中的动物通常的表现更是大不相同”（I.171）。所有动物遭遇自然危险的那一刻，都会感到惊吓，但只有人才会产生这种“心灵的惊恐”。在“心灵的惊恐”中，敌人并没有出现，危险却滞留在头脑中，经久不散。这种对潜在敌人的恐惧，在想象与幻觉的滋养下，变得漫无边际。敌人带来的，不像自然的意外带来的是瞬间的惊恐，而是无休止的威胁。危险和恐惧成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次事件。正是面对头脑中看不见的敌人，鲁滨逊才更加害怕：“同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危险本身相比，对危险的恐惧更使人惊恐万倍：我们也发现，我们常焦虑会遭遇坏事，而这种焦虑给我们带来的重负，要比坏事本身大得多；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以前常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但在这次麻烦中，却不能凭这种态度获得我所希望的解脱。”（I.174）后来，当鲁滨逊再次出海到亚洲时，曾一度因担心自己被误当作海盗而惴惴不安。根据他所有的生活经历，鲁滨逊发现，“人们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的生活“虽生犹死”（life of Death）。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心智完全被恐惧所压制，没有片刻的解脱”，通常在人遭受苦难时支撑人们的那些自然的勇气，特别是在面对最紧急的情形时爆发出来的自然勇气，此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幻觉放大了危险，想象编造出“千百种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的可怕事情”。正是这种浸泡在幻想中的恐惧，才被鲁滨逊斥为“盲目的无用激情”（II.165）。心灵的惊恐造就的可怕世界，远远超出了自然的危险和恐惧。

然而，在想象中煎熬的恐惧，并非全然无用。面对看不见的敌人，一旦漫无边际的幻想退去，这种经久不散的恐惧往往成了思考的动力：“思前想后、担惊受怕、反复琢磨”（Cogitations, Apprehensions, and Reflections）。在恐惧的推动下，人思考自己的处境，判断敌人的危险。从鲁滨逊在沙滩上看到脚印起的八年时间（第十五年至第二十三年）里，他的全部工作就在为防范这些从未见过面的敌人做准备。恐惧，面对看不见的危险，逼迫人动用人的明智能够想出的所有措施来保存自身。恐惧是明智之母。人是一种能在想象中担忧看不见的危险，并为此做准备的动物（I.173, 176, 186）。沙滩上的脚印不仅带来了恐惧，也激发了人的智慧。只不过与自然恐惧带来的生活改善不同，这种对想象中的敌人的恐惧，逼迫人保卫的是活着本身。人在从瞬间的惊恐中活过来时，并没有找到什么手段或技术化减危险，而是在危险中活下来。想象筑起了一道道保卫生活的堡垒，但同时，想象也在每一个角落发现威胁这些堡垒的敌人。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想象使安全与危险成为人活着的共生处境。危险和恐惧不再是生活的中断，而是一种生活。

可是，在荒岛上待了十几年，鲁滨逊从来就没看见一个人影，以至于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孤岛。而一旦发现一只脚印后，八年的时间里，他几乎都在不安中度过（I.175-7, 186-7, cf.I.193）。对于一个孤独者来说，为什么人的脚印会成为危险的迹象呢？

鲁滨逊发现沙滩上的脚印

N.C.Wyeth，《鲁滨逊漂流记》插图，1920年

鲁滨逊刚到岛上的时候，每每想到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孤苦凄凉地度过一生，就常常泪流满面，这种想法像风暴一样扰乱他本来平静的心情，使他万分痛苦，无法工作。当鲁滨逊试着在生活的成本收益表上计算自己处境的幸（Good）与不幸（Evil）时，除了没有衣物蔽体，缺乏防卫的手段，他面对的几项最重要的不幸都与他的孤独处境有关：“老天单单把我挑了出来，让我与整个世界隔绝，接受苦难”；“远离人类，孤独地被放逐在人类社会之外”；“没有人能说话，或者来解救我”。孤独，使这座荒岛对鲁滨逊来说，就是一座“绝望之岛”（Island of despair）[2]。而且在鲁滨逊看来，他陷入的孤独，似乎注定无人能够解救，这座他可以随意行动的岛屿反而成了囚禁他的监狱，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的监狱”（I.103, 140-1, 106, 109, 128）。

鲁滨逊在这座“监狱”中的“历险”，使他逐渐摆脱了最初生活的世界，独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劳动，制造工具，添置了许多缺的东西，让自己可以在独自一人的荒岛上，像在人的世界中一样，“正常”地生活。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孤岛变成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的主要原因。鲁滨逊的最大“不幸”仍然是无法解救的孤独。鲁滨逊最缺的是“伙伴”，墨水、猫和狗可以陪伴鲁滨逊，但却无法和他交流（I.105）。一个能说话的伙伴，这是无论多么勤劳的双手都无法制造的“东西”。

一个人双手不能制造的，就必须从灵魂和思想中摒除，这就是孤岛的生活。而代替伙伴和孤独的鲁滨逊说话的，是“神意的呼声”（the voice of Providence）。疟疾发作时鲁滨逊在死亡边缘的思考，让他第一次听到这一声音，重新思考“解救”的意义。从这一刻起，鲁滨逊告诉自己，“孤独的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I.124-9）。在鲁滨逊“纪念”流落荒岛两年的时候，虽然得救的希望同两年前没什么差别，但他现在却认为，“即使我能享受社会的自由，或者世界的所有快乐，恐怕也比不上我在这孤独处境中的幸福。”荒岛上的孤独状态，虽然仍有种种不足，需要上帝持久的在场来弥补，但如果要在世人的遗弃和上帝的遗弃之间做出选择，鲁滨逊宁愿选择前者。鲁滨逊甚至因此得出结论，“在这种被遗弃的孤独状态中，比起在这个世界中的任何其他状态里”，他有可能更加幸福（I.140-1）。

到了第四年，当鲁滨逊日益接受神意的安排，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比起社会交往的生活（sociable）更好：“我这种同自己的思想的相互交谈——我简直想说，这是我以自己的呼告在同上帝交流——同享有世上人类社会最好的交往相比，不是更好吗？”（I.157）在此时的鲁滨逊眼中，“世界，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东西，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它既没有任何期望，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欲求；一句话，我同它毫无关联，看来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了；所以，我觉得它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也许同我们去世后对它的看法相似，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我一度生活过的地方，但已经脱离了它；我也满可以像希伯来的始祖亚伯拉罕向财主那样说一句，‘你我之间，有一道鸿沟’。”（I.152）虽然始终没有放弃逃离孤岛的幻想，也从未摆脱对同伴的渴望，但这座孤独的监狱不再是无法生活的绝望。[3]如果无法从孤独中解救出来，那么就必须学会在孤独中生活。而世界，对于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来说，不仅仅隔着浩渺的海洋，还隔着精神的深渊（《路加福音》16: 26）。从前的社会生活，在鲁滨逊的反思中，仿佛富人奢华享乐的生活，是“可憎可恨的邪恶生活”，而现在荒岛上的孤独生活，倒是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到了安慰的拉撒路的生活（I.140, 155）。和孤独自己或上帝的交流，或许好过“和世人的社会交往得到的最大享受”（I.157）。对于人生的舒适和幸福而言，社会交往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I.155, 163）。

去世界化的“历险”最终对鲁滨逊的教诲是：“生活，总的来说，就是，或者应该就是，一种普遍的孤独行为”（one Universal act of Solitude）；“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不仅在荒岛上，即使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人严格来说也是孤身一人。尽管偶尔同情也可以触及他人的苦与乐，但“所有靠得住的反思都针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沉思是完全孤独的；我们的激情都是在脱离他人时发挥作用的；我的爱、恨、渴望和享受，全都是私下孤独时的。所有那些我们与他人进行的交流，不过是为了协助追求我们的欲望；目的是在自己这里；享受和沉思，全都是脱离人群的孤独；是我们自己，我们才享受快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才承受痛苦”（III.57-8）。离开荒岛后，鲁滨逊颇长一段时间里惋惜自己丧失了在荒岛上享有的孤独时光。然而，在孤岛上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慢慢发现，真正的孤独，恰恰不需要大海中的荒岛，或者高山之巅的隐修密室，而只需要让自己的灵魂和心智超拔在世界之上，严格地引导自身，与整个人类社会分隔开，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能让自己达致真正的孤独（“我此刻在伦敦，世界上最密集的人群中，比起前二十八年囚禁在荒岛上，享有多得多的孤独”）。不同生活状态的优越与否，取决于摆脱罪过的可能。不被外物牵累，不受无常的激情左右的孤独生活，使人可以远离罪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好的生活（III.57-66）。

亚伯拉罕怀抱拉撒路

浮雕，法国 穆瓦萨克 圣伯多禄修道院外墙，12世纪

鲁滨逊在孤岛上度过二十多年，慢慢学会的正是这样一种孤独的人生（I.189）。孤独不再是人在世界上迫不得已的处境，而是一种需要特定能力、技艺甚至德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在荒岛上，还是在世界中，只有学会孤独的人，才能面对世界中各种看不见的危险，在恐惧中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鲁滨逊认识到，仅仅脱离人类社会的孤独，不过是自欺而已。人需要的是理解孤独的真正涵义，能够与自己在一起，才能独自面对上帝。在鲁滨逊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世界中享有完全的孤独，就不仅需要脱离世界，甚至要离开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孤独。因此，荒岛的处境让鲁滨逊接受了孤独的人类处境和孤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孤独，却并不仅限于荒岛。人并不需要到荒岛上才能摆脱世界的拖累。“在人生的种种境况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孤独的机会，而是没有成为孤独的能力”（Capacity of being solitary）。在“反思”中，鲁滨逊甚至提到一个靠体力劳动为生的穷苦人，几乎淹死在自己工作的湖塘里，但他却能完全享有孤独，因为他没有家庭可以牵累情感，生活地位低下，不受他人注意，他周围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更不用说好人了，而他自己却可以让心思远离世上的邪恶，全身心都在自己的劳动中（III.63-5）。这就是孤独者的生活。

如果孤独并不只是荒岛的自然处境，而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孤独者回到了同伴中，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孤独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呢？在鲁滨逊远离世界的孤独历险中，孤独的学习从来没有完全泯灭他对社会的渴望。独自在荒岛上生活的鲁滨逊，在接受孤独的平静下面，始终暗藏着一股潜流，热切地渴望有一个同伴，一个同类的伙伴可以交流。这种对与同类交往的强烈愿望，在第二十四年鲁滨逊看到一艘失事的船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哦，哪怕只有一个！哦，哪怕只有一个人。”这句话，鲁滨逊几乎重复了上千遍，两只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捏在了一起，可是船上没有一个人获救，没有人听到鲁滨逊内心深处的呼唤，鲁滨逊抓不住哪怕任何一个人的影子（I.195）。即使在鲁滨逊倾听到神意的呼声，感谢上帝的恩典，面对了自己的孤独，但他仍然祈祷上帝能解救他，他仍然想尽各种办法逃离这座孤岛：“哪怕再努力地要自己满足这种处境，你也宁愿衷心祈祷上帝救你出去。”（I.141, 149）去世界化，脱离社会的孤独，与这种渴求同伴，努力逃离荒岛、回归社会的欲望，并不是笛福的敌意批评者在鲁滨逊的历险中找到的矛盾，而恰恰是鲁滨逊最终希望找到的孤独者的生活方式。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孤独者渴望他的社会，渴望在社会中享有他的孤独。[4]

这个孤独者的社会，这个即使在荒岛中也无法摆脱的，甚至孤独者内心热切渴望的社会，才是孤独者恐惧最深的根源。孤独者的恐惧正来自于孤独者想象的社会。孤独者的敌人出没在他想象的社会中，来自那些他想象中无限渴望，但又无限恐惧的同类，一个个像他一样的人。孤独者的敌人是他自己的影子。只有理解了鲁滨逊的孤独，以及这种孤独背后的社会，我们才能体会一个孤独者奇怪的恐惧：“以前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孤身一人，被无边的大海包围着，与人类隔绝，上天罚我过一种哑口无言的生活，仿佛我不配与活人为伍，不配出现在他的造物身边；我以为，能见到一个我的同类，对我来说，就是起死回生，是上天给我的莫大福分，仅次于让我获得拯救的最大恩典。可是现在，光是疑心看到一个人，我就会全身发抖，看到有个人上岛模模糊糊的影子，或无声的痕迹，就恨不得钻到地底下。”（I.172）

卢梭想让爱弥儿把自己当成鲁滨逊，“穿一身兽皮，戴一顶大帽子，佩一把大刀，奇奇怪怪的装备样样都带在身上，除了那把伞，他可不需要这个东西”。卢梭大概有意遗漏的是鲁滨逊从来没有忘记携带的火枪、子弹和火药——真正“高贵的野蛮人”礼拜五恐惧甚至崇拜的“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死亡和毁灭的神物”（I.215）。在卢梭影响深远的鲁滨逊形象中，笛福故事中占据关键角色的恐惧、战争和安全的问题，似乎被有意排除在外了。[5]而第十五年中鲁滨逊在沙滩上遭遇的陌生脚印，打破了这个孤独劳动者的舒适生活。

脚印带来的持久恐惧彻底地改变了鲁滨逊的生活。此前，他只要努力掌握生活所必需的各项技艺，就可以生活得舒适，甚至幸福。但看见了脚印之后，鲁滨逊的生活开始充满了“焦虑、恐惧和操心”（I.201），“不安”（uneasiness）夺走了他的幸福（I.177）。现在，他的头脑中成天设想的，不再是劳动和工具，而是安全和战争。他的“发明”完全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脚印出现之后，鲁滨逊再也没有在他的文明重建工作中增加任何新的东西，他永远也没有完成酿制啤酒的设想（I.182）。鲁滨逊的历险从孤独的劳动转向了针对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展开的一场自我保存的战争。

准确地说，安全并不是从第十五年才开始成为鲁滨逊历险的焦点。遇难荒岛后，搬运完失事船只上有用的东西，鲁滨逊的第一个心思就是安全：“如果冒出来野人，或者这岛上有野兽，我该如何确保自我的安全。”于是，鲁滨逊不仅挖了地穴，搭建了帐篷，并在这些住处外修建了两排结实的木桩篱笆，又在两排木桩之间堆放了从船上截下来的缆索，直到木桩顶部，还在围栅里打下斜桩来支撑这些篱笆；鲁滨逊修的这两排篱笆都没有门，进出都是用短梯。只有待在这样一个严密设防的堡垒（fortress）中，“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开”，鲁滨逊才第一晚睡上了一个安稳觉（I.100-1）。后来还是担心“有人袭击”，他又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加固了篱笆，使其成为被草泥遮蔽的围墙，这片篱笆围墙后来长成了一片丛林：“即使有人在那儿上了岸，也决计看不出来这是个住人的地方。”（I.113-4, cf.I.116）

鲁滨逊自己回顾说：“不过后来看来，我为了怕敌人造成的危险而搞的这些防范措施，其实都无必要。”（I.101）鲁滨逊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修建的这座戒备森严的堡垒，十五年没有起什么作用。然而在沙滩上看到脚印的第一刻，鲁滨逊立即逃回了自己的堡垒，心里充满了恐惧。左思右想，担惊受怕，三天三夜没敢出门。然后，鲁滨逊决定进一步加固他的防范措施。他担心自己挖的洞穴出口太大，被人发现，就在洞外已经栽种的两排树篱中又打了木桩，使它成了第二道堡垒。有了两重树墙，鲁滨逊还嫌不够，又用木桩、缆索，各种他能想到的东西加固了外围的树墙，在上面留了七个刚够手臂穿过的小洞，架上了他从船上带来的七支火枪。这样苦干了几个月，鲁滨逊仍嫌不足，又在墙外种了两万多株树苗，两年后长成密实的树丛，过了五六年，就是无人能通过的幽深浓密的树林了。用鲁滨逊的话说，“就这样，我用尽了人类明智所能想得出的一切措施来保存我自己”（I.176）。在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仅仅面对想象中看不见的敌人，就进行了如此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的防卫（I.185），这难道就是孤独的鲁滨逊生活的世界？

白人与野蛮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鲁滨逊漂流记》插画，1863-1864年

鲁滨逊发现海滩上吃剩下的人骨后，更是朝思暮想，酝酿各种方案，四处寻找埋伏地点，试图袭击这些“吃人肉的恶魔”（I.181）。[6]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打算，但焦虑、危险和关切终止了他为了未来生活舒适所做的努力：现在动手做事，关心的是安全，而不是食物。他不敢敲钉、砍柴，甚至放枪、生火（I.186）。而枪支和火药也从猎食的工具转变为战争的装备。鲁滨逊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孤独的劳动，而是等候敌人，一开始是埋伏野蛮人，后来是想抓一个俘虏，帮助自己逃离荒岛。最终，鲁滨逊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礼拜五，并在他的帮助下，经过两场小型的“战争”，凭自己之手得到了离岛的船只。鲁滨逊在荒岛上生活的后半段，几乎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事实上，如果考虑到鲁滨逊前十五年的劳动也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全才是鲁滨逊荒岛“历险”的焦点。后来，当遭遇哗变的落难船长参观鲁滨逊的世界时，他最为赞赏的，就是其中的安全措施，而不是劳动和发明（I.248）。对于一个刚刚因叛乱失去自己船只的人来说，他当然知道，在大海这个危险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在鲁滨逊离开荒岛后，留下的人分裂成了两帮，安全与劳动的张力表现得更加突出。两个正派的英格兰人和西班牙良民以劳动为生，用劳动的生活来改善自身处境（II.35, 49），而另外三个英格兰恶棍（“禽兽”）不仅懒惰成性，不愿干活，无法自给自足，而且性好争斗，不断侵扰其他人，根本无法和平地生活，对整个社会构成了威胁（II.37, 39, 47-50）。虽然对外战争的残酷情景，使这三个不安分的英格兰人暂时老实了起来，参加到大家的工作中（I.44）；但随后他们又不顾劝阻，跑到野蛮人的大陆去掳掠，带回一大批奴隶来，更增加了这座岛屿复杂的政治局面。虽然这三个“恶棍”成家后，“文明了不少，也缺少以前的机会，已不是那样喜好争斗”，却仍然改不了他们的懒惰，他们的家园与另外两个正派人的勤勉和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II.57）。

如果说之前鲁滨逊以及岛上白人与周围的野蛮人的冲突只是零星的摩擦的话，《鲁滨逊历险记》第二部中岛上居民与二百五十多个全副武装的野蛮人之间的较量可以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战争了。鲁滨逊将这一公开的战争状态与自己孤独劳动的和平状态明确做了对比：

自从我发现了不多几粒大麦和稻谷，开始种粮食，驯服牲畜后，我任何时候的处境都要比他们现在的好；因为现在他们可以说是有一百条狼在这岛上，这些狼见啥吃啥，但是要打倒他们却并不容易。

为了终止这一战争状态，保存自身，岛上的居民“只好”努力消灭所有“来犯者”，毁掉他们的船，不让任何野蛮人回去（II.71）。在最初的遭遇战胜利后，岛上的居民开始围猎幸存的敌人，每天杀死杀伤几个，不少人最终饿死。这场小规模战争的结束是颇具象征意义的。最后残存的三十七个野蛮人，士气低弱，接受了白人提出的条件，老老实实地住在岛屿的一角，信守承诺，从不越界侵犯或伤害别人，完全服从白人的统治。

因此，这场白人殖民者与野蛮人敌人的战争，最终达成了一个政治的安排：“以后，这片殖民地就与野蛮人太平无事。”而且，这是具有文明意义的政治安排，尽管岛上的白人禁止野蛮人到他们居住的家园，但却使这些印第安野蛮人“开化了”（civilized）——“教他们种地、做面包、驯养羊群和挤羊奶；他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老婆，要不然，他们不久就会形成部落了”（II.72-3）。

这样，战争不仅在岛上确立白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政治安排，而且面对共同敌人，使原来的“正派人”和“恶棍”学会了彼此友好相处，建立了利益的共同体和牢固的友谊，而这几个不安分的人向来到岛上的鲁滨逊保证，“他们彼此之间永远不会有利益上的分歧”（II.79-80）。只不过，即使兴高采烈地描述他们和解的鲁滨逊也明显察觉到他们之间仍然有着不和的种子，而不愿意把原本给他们建造的多帆单桅船以及铜炮留给他们，以防这座荒岛从“冷静而虔诚的基督徒的庄园”沦为强盗窝（II.119）。

鲁滨逊在描述自己的孤岛生活时，他的口吻更像一位君主，而不是个经济人或是企业家（I.158）。当他第一次踏勘这座荒岛时，居然“暗暗喜悦”，因为他想到，“这全都是我的，我是这地方无可争辩的国王和主人，对它拥有占有的权利，而如果可以传承的话，我可以把它像英格兰的任何领地的领主一样，作为遗产传给子孙”（I.131）。当鲁滨逊在自己的孤独生活中学会摆脱世界时，他发现在没有世界的孤独中，他已经摆脱了“肉的欲求，眼的欲求和今生的骄傲”，而他的理由恰恰是他已经成了“整个领地的主人，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称自己是我占有的整个地方的国王或者皇帝，没有竞争者，我没有一个对手。我拥有的主权或命令（Sovereignty or Command），没有谁对此持有异议”。鲁滨逊一提起他的“绝望之岛”，就强调这座孤岛荒无人烟、无人曾经踏足，而他的种种举动，大概是上帝创造世界以来这里的头一遭。在这座荒岛上拥有的无可争议的主权，在鲁滨逊看来，无疑来自一种先占先得的自然权利，来自他对整个岛屿的所有权和使用权（I.152）。但这个基于先到先得的占有权建立起来的小国家，其实只有鲁滨逊一个人。[7]在岛上住了十几年后，鲁滨逊以半带嘲弄的口吻描述了和自己的“小家庭”一起用餐的场景：“我坐在桌前，俨然是这个岛的君主陛下和主宰；我属下臣民的生死存亡，完全由我说了算。我可以把它们吊死，开膛剖肚，可以给它们自由，也可以剥夺它们的自由，而且我的所有臣民没有一个谋反的。”（I.166）在这个由鹦鹉、老狗、归顺的野猫以及驯化的山羊组成的家庭中，鲁滨逊是掌握所有成员生杀大权的绝对君主。

然而，沙滩上的脚印表明，这座岛屿虽然荒凉，却绝非无人踏足。即使在这座荒岛上，鲁滨逊的孤独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他无须面对他人。鲁滨逊必须决定这些人是敌是友，他应该如何对待他们。鲁滨逊的行动不再仅仅是劳动和自我防卫。“国家”第一次对于鲁滨逊来说具有了实质的意涵。

第一个真正加入鲁滨逊国家的是礼拜五。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关系，并非偶然的意外，而是鲁滨逊长达一年半的梦想的实现。在发现野蛮人踏足他的领地后，鲁滨逊就设想，只有当他俘虏一个野蛮人，他才可能逃离这座孤岛（I.203-4）：“现在是个时机收个仆人，说不定这人还能给我做个伴儿，或当个帮手。”（I.207）那么在鲁滨逊的世界中，礼拜五究竟是“仆人”、“帮手”，还是“伴儿”呢？

Currier & Ives，《星期五和鲁滨逊·克鲁索》，1874年

鲁滨逊救了礼拜五的命，礼拜五实际上是鲁滨逊的“战俘”，并因此发誓终身做他的奴隶（I.207）。[8]礼拜五不止一次用各种“古怪可笑”的姿势明确表示他对鲁滨逊的臣服（signs of subjection, servitude, and submission）。鲁滨逊也毫不客气以主人的身份直接给这个刚刚臣服的“野人”起名为礼拜五，而从来没问过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鲁滨逊教给礼拜五的第一个英文词就是“主人”（Master），然后是回答命令用的“是”和“否”。如果礼拜五违背了他的命令，他可以杀了他。鲁滨逊在他住的“堡垒”之外为礼拜五安排的住处，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在鲁滨逊生活中的地位（I.209-11）。

鲁滨逊称，世上没有一个仆人像礼拜五这样对主人忠实、爱戴和诚挚，性情温和开朗，不耍花招，对他唯命是从，全心全意。礼拜五对他的感情，犹如儿子对父亲一样——当然不是像鲁滨逊对自己父亲那样，而更像礼拜五对自己父亲那样（I.211, II.28，比较I.232-4）。[9]礼拜五纯真忠诚，毫无机心的温和形象，虽然与他最初暴烈的吃人形象（I.210）似乎多少有些不太一致，但却符合一个理想仆人的形象。鲁滨逊教会了礼拜五许多事情，是为了让他有用、顺手、帮忙（useful, handy, and helpful），能够包揽他自己之前做的所有活（I.212-4），最终，这个“可怜的野人”，是鲁滨逊逃离荒岛的“手段”（I.217）。

但礼拜五是否是鲁滨逊真正的“同伴”呢？在有人向鲁滨逊索要礼拜五的时候，这一次他没有像遗弃苏里那样绝情，而是十分不舍，因为“他一向是我旅行中的伙伴；他不仅忠诚，而且对我怀有十分真挚的感情”（II.92）。鲁滨逊称礼拜五为“知恩图报的朋友”，对他的感情牢不可破。甚至称和礼拜五在一起的谈话使得他在荒岛上度过的最后三年，达到了人所能享有的“完满的幸福”，是他最快乐的时光（I.215, 223-4, 220, 226）。但两个人很难说得上是真正平等的伙伴或朋友。在两个人的交往中，鲁滨逊始终居于强势的主导地位，将说话、干活、穿衣、吃盐乃至信上帝方方面面的“文明”习俗教导给礼拜五。两个人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的语言交流上表现得最突出。鲁滨逊虽然教会了礼拜五说话，和他的交流却一直主要是各种活计：“礼拜五说话说得很溜，我要是需要什么东西，要他去拿，或是派他去什么地方，那些物件和地方的名称，他几乎全都听得懂。”后来虽然鲁滨逊和礼拜五的交流从劳动扩展到各自的习俗和宗教（“我……执行了上天的旨意，拯救了一个可怜生番的性命，还正在尽己所能地拯救他的灵魂。”I.220），但直至礼拜五死的时候，他的英语仍然说得和开始一样“破绽百出”（I.212, 215, 221）。[10]

鲁滨逊与礼拜五的情感与他对其他欧洲人的感情似乎有很大的不同。对在荒岛上遇上的欧洲人，鲁滨逊虽然一开始也非常警惕，但往往很快就信任他们，和他们进行相当深入的交流（I.236-7, 248）。然而，鲁滨逊却始终无法避免对礼拜五的猜忌：最初安排住处时，担心他会袭击自己，设计了不少防范措施（“一方面我不想亏待他，另一方面也要让我自己完全放心”）；后来虽然发现礼拜五的正派是单纯、不矫饰的，喜好他胜过一切，却仍想方设法试探他是否依旧眷恋故土，有可能重新成为自己的敌人。直到鲁滨逊将礼拜五从一个野蛮人转变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之后，他才教他如何开枪射击（I.211, 215, 221-4）。[11]事实上，最能反映两个人地位关系的是，当遇上危险时，鲁滨逊问礼拜五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战斗、相互保护时，礼拜五的回答是，“主人，你叫我死，我死”（I.227）。考虑到笛福将自我保存视为支配人行为的最基本的自然法，这一表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2]

不过，无论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关系如何，两个人在一起，更像是一对主仆组成的家庭，与鲁滨逊先前和他的宠物们组成的“共同体”，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不同。当鲁滨逊和礼拜五解救了两个西班牙人和礼拜五的父亲后，岛上人口增加了，但政治结构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鲁滨逊仍把自己视为是一个掌管生杀大权的国王，提到新加入的人时直截了当地称为他的“臣民”，理由就是这座事实证明并非无人踏足的荒岛属于他的财产：“首先，整个国土都只是我的财产，所以我对其拥有无可置疑的支配权（Dominion）；其次，我的人民完全臣服于我，我是他们绝对的主人（Lord）和立法者；他们的生命都是我救的，万一有必要，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为我献出生命。”只不过这是个实行了宗教多元和良心自由的绝对主义国家罢了（I.235）。

只是当鲁滨逊试图借助其他十几个西班牙人的力量一起逃离荒岛的时候，荒岛上的政治关系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鲁滨逊的荒岛，从他对自己宠物家庭和征服奴隶的绝对统治，终于转变为基于契约和同意的政治关系。[13]

鲁滨逊虽然希望得到这些天主教徒的帮助逃离荒岛，但却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这些西班牙人的担忧：“我最怕的就是一旦把自己的性命交托在他们手里，他们说不定会恩将仇报，因为感恩并不是人性固有的美德，而且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按照他们受到的恩惠，更多时候倒是同他们指望得到的利益一致。”为了避免自己的好意被这些他邀请来的客人利用，把他交给天主教会的异端裁判所，鲁滨逊和他们合作的条件是“要他们庄严地起誓，保证绝对服从我的领导，把我当作他们的长官或船长，还要他们凭圣礼和福音书发誓，对我忠实”。这个西班牙人不仅担保要其他人会为此写好“契约”，而且他自己就率先发誓，服从鲁滨逊的命令，如果他的同胞背信弃义，他站在鲁滨逊这一边，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I.237-8, 240）。不久之后，当鲁滨逊遇上一艘哗变的英国船，意外地停在他的岛屿旁，他在答应帮助船长夺回他的船时提出了类似的条件：除了船长要把鲁滨逊免费带回英国外，他们还要保证，在岛上的时候，不能觊觎鲁滨逊的权威，要服从他的命令，不得损害鲁滨逊和他的东西。而这位落难的船长则想方设法做出各种保证，让鲁滨逊信任他（I.246-7）。

Jean Leon Gerome Ferris,  The Landing of William Penn.

在夺回哗变船只的战斗中，鲁滨逊新的政治身份变得更加明确了。作为岛上的长官，鲁滨逊现在成了“总督”（Governour）。无论在和他的英国同胞，还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打交道，鲁滨逊实际上都放弃了他在自己的孤岛小国中自封的国王身份，而是把这座远在加勒比海的荒岛看作是欧洲政治制度的延伸。他凭借遥远母国的政治权威来威慑敌人，援引英国的法律来评判同胞的行为是否合法，应该如何处罚（I.249, 255-6, 259, 262）。

但在荒岛上，并没有真正的惩罚权力和政治机构来执行遥远的英国法律，熟悉内情的同胞也知道鲁滨逊并非英国真正委任的官员，他甚至连统治这座岛屿的特许状都没有。事实上，鲁滨逊和这些同样来自欧洲的陌生人之间所有可能的联盟和合作，都是借助誓言等宗教保证的契约关系（cf.II.48）。[14]那么，鲁滨逊究竟有什么理由要求所有到岛上的人，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都服从他的命令呢？这就是鲁滨逊对荒岛的所有权：这个岛是鲁滨逊的，所有其他人要么是鲁滨逊征服或解救的战俘，要么是他邀请的客人，他们只要在岛上，就要完全服从鲁滨逊的命令。所有来到岛上的欧洲同胞，哪怕是其中那些无法无天的恶棍，都承认鲁滨逊对岛屿的占有权。无论是作为他的宠物和礼拜五的绝对君主，还是要求天主教徒和英国船员完全服从的长官或总督，鲁滨逊的权力在根本上仍然来自他对于荒岛的财产所有权。在鲁滨逊的世界中，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处于孤独者的占有、征服和劳动之后，并不是偶然的。鲁滨逊权力的“财产”性质，甚至在他离开之后，仍然决定着岛上的状况。[15]

鲁滨逊在离开荒岛时，将岛屿留给了五个因参与哗变而不敢返回英国的船员，并要求他们和他邀请的十六个西班牙人，共同分享这座岛屿（I.263）。但鲁滨逊离开时，实际上希望将岛及岛上的物品先交给这些西班牙人，由他们来统治五个无法无天的英国人，可惜这些西班牙人到得晚些（II.29）。正是这一所有权“信托”过程的含糊，为日后岛上的政治纷争提供了借口。三个英国恶棍，在欺压和骚扰其他人时，理由就是鲁滨逊这位总督将岛的所有权交给了他们，所有其他人没有任何权利生活在岛上。以这种所有权的转让为根据，他们甚至要求这帮西班牙人做他们的仆人（II.33-5）。鲁滨逊离开荒岛后岛上居民的纷争，当然并不仅仅是所有权造成的，但财产及劳动成果的分配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当鲁滨逊重回岛上试图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秩序时（“我为这些人做的几件大事”），除了提供生计方面的工具、给养甚至手艺人，确立宗教秩序和家庭秩序，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在保留自己的所有权的同时，将岛上的土地分配给了大家（I.284, II.92）。

虽然后来回顾自己的荒岛时，鲁滨逊仍称之为是自己的王国，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君主或伟大的征服者，但无论鲁滨逊还是他的听众，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殖民地而已（II.9-11, 30, 39）。但鲁滨逊对这座殖民地的统治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比世上大多数君主同僚的统治更幸福（with more Felicity）呢？鲁滨逊的解释是：

我非常乐意做这些人的主公（Patron），将他们安顿在岛上，像一位年老的家长制君主（an old Patriarchal Monarch），以一种高贵的君王方式为他们做一切；又像是这个大家庭和种植园的家长，为他们供应一切；但是我从来没有以任何政府或国家（Government or Nation）的名义在那儿垦拓，从来没有承认这里属于任何君主，也没有让我的人民臣属任何国家；不仅如此，我甚至从来没有为那个地方命名，而是让它像我初到时一样，不属于任何人，而那里的人也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和管束，只听我的，而我尽管对他们有着父亲和恩人般的影响，却没有任意行事和指手画脚的权威或权力，除非是他们出于自愿，同意服从我的命令。（II.125-6）

鲁滨逊的政治反思，揭示了他在荒岛上建立的政治秩序最终的性质。虽然就这一政治秩序的起源来看，鲁滨逊可以称作岛上所有人的“父亲和恩人”（Father and Benefactor），可以像一个家长制的君主一样，要求他们完全的服从，而鲁滨逊的这一权威又因为他几乎一手“救活”甚至“养活”了岛上所有的人，而显得更加无可置疑。然而，鲁滨逊却非常小心地使用这种基于自我保存和感恩的父爱权威，他始终在人民的自愿同意（voluntary Consent）的范围内进行“统治和管束”，而从不恣意妄为。[16]这样一个基于所有权，借助自然法，在荒岛上建立的政治乌托邦，最终并不属于任何政府和国家，而却似乎胜过任何现实中的政治秩序。如果“人的才智不可能发明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方式”[17]，即使在荒岛的海滩上，他们也势必要建立政治关系，那么鲁滨逊的“政府”无疑是最接近的例子。[18]只不过这个理想的政治统治，即使在鲁滨逊的火枪和上帝的誓言的保卫下，仍然不能完全避免纷争，甚至其暂时的和平，也要靠面对野蛮人的战争和威胁，有限地维持下去。鲁滨逊与三个英格兰恶棍的差别，不在于他摆脱了绝对权力的野心，而在于他借助所有权和感恩的自然法，明智地实现了这一统治。[19]

在《鲁滨逊历险记》的开头，鲁滨逊的父亲，一位明智庄重的人，凭借他漫长的人生经验，告诫他不安分的儿子：社会的“中间状态”（the middle state），或者说，“下层生活的上层”（the 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是世界上最好的状态，既免遭下层人的艰辛困苦，又不为上等人的骄奢、野心和妒忌所累，最能使人获得幸福。这种“中间状态”的幸福，在鲁滨逊明智庄重的父亲看来，就在于避免危险与灾祸，而社会的两极，往往受制于命运的无常、身心难得安宁。[20]鲁滨逊只要安心待在家里，就能置一份不错的产业，过上安闲愉快的生活。只有那些穷得铤而走险，或者资产雄厚野心勃勃的人，才会脱离常轨，投身海外的冒险事业（I.57-8）。

然而鲁滨逊“生来就是自己的毁灭者”。父亲清醒明智的想法并不能压制儿子骚动不安的性情。鲁滨逊一心只想“出海”。这种对漫游（wandering）的顽固渴望，一种“不理性、不顺从”的性情气质，似乎是鲁滨逊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I.57, 66-7, 84）。出海遭遇的种种危险、灾祸和不幸，虽然会不断让鲁滨逊感到懊悔，唤起他的冷静的理性和“尚未泯灭的良知”，让他叹服父亲先知般的远见，但他仍然在这种不安分的性情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他的“不幸”。

这种性情——一种“闯荡的天性”（II.5），初看上去，似乎是一种“顽固的发财妄想”，或者说“一种不节制的鲁莽欲望，渴望情理之外的发迹”，只想以“超出事情本性所容许的速度更快地蹿升”（I.67, 85）。毕竟鲁滨逊只是家中的老三，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的训练，现在再去投身法律或商业，为时已晚（I.57, 59）。[21]他前往几内亚的第一次海外历险也让他赚了不少钱。然而推动这种发财妄想的却并不只是“经济人”的逐利欲望或者理性计算的功利倾向，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分的性情。当鲁滨逊在几千里之外的巴西发了家，他仍然不安心，再次受到诱惑出海。鲁滨逊自己也承认，对于一个在巴西拥有大量投资、前景良好的种植园，并在远洋贸易上收入颇丰的人来说，这时出海无疑是一个非常“乖戾”（preposterous）的选择（I.86, cf.II.7）。然而种植园平静的富足生活，与鲁滨逊的性情格格不人，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生活。在鲁滨逊六十一岁时，经历了中产阶级的各种生活状态，过上了他父亲所谓最适于人的幸福生活，“一般去海外冒险的那种动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我不必发财，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追求：就算我再挣一万镑，也不会比现在更富有。”但这样的生活，对于鲁滨逊来说，却仍是“没有生活的乐趣，没有快乐的时刻，没有惬意的消遣”，他的全部心思依旧寄托在他经历了无数危险的海洋和荒岛上。虽然妻子的深情让他暂时收敛了漫游和冒险的妄想，但妻子去世，就立即故态复萌（II.5-10）。这种天生的漫游精神（wandering spirit），虽然是鲁滨逊追逐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最终却超出这些利益的视野：“生意不是我的本性，但闯荡却是。”这是一种漫游世界的不安分欲望而不是攫取世界的贪婪欲望（a restless Desire to see the world than a Covetous Desire of getting it），其实质是一种人内在的不安（II.144-5, II.125）。鲁滨逊准确地指出了他犯的这种“慢性病”的真正病因：人对上帝或自然给予他的处境总是感到不满。这不仅是鲁滨逊自己的“原罪”（Original Sin），也是现代人的原罪（I.200）。[22]

奥德修斯

雕塑，希腊 伊萨卡岛 瓦西港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漫游者并非一个新形象，奥德修斯可以说是鲁滨逊精神上的始祖。[23]只不过，在鲁滨逊的奥德赛中，渗透着一种奥古斯丁式的不安。虽然“自然和神意”一并向他展现了追求生活幸福前景最简单明快的方式，但鲁滨逊却清楚，他渴望冒险的不安分的性情，根本就与这种生活道路寻求的清晰图景截然相对（I.84-5）。在鲁滨逊的反省中，他经常提到，是自己有意造成了自己的不幸（the wilful Agent of all my own Miseries, I.84）。这并非言不由衷的懊悔，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这种不安分的倾向，在骨子里是和一切安宁的幸福不相容的，是一种让自己不幸福的自然倾向。渴望闯荡外在的世界，获取财富与权力，在鲁滨逊的这种激情背后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和骚动。[24]鲁滨逊在世界中的历险，伴随着他在精神中遗弃世界、深入孤独的历险。

不过，《鲁滨逊历险记》不是鲁滨逊的《忏悔录》，也不单单是鲁滨逊的精神自传。鲁滨逊并没有为孤独抛弃他的世界。正是鲁滨逊身上的这种不安分的力量，推动鲁滨逊始终不畏艰苦地耐心去做各种使自己生活舒适的事情，将这种奥古斯丁式的“不安分”转变为一种现代世界的动力机制。用鲁滨逊的话说，这或许不是获得幸福的能力和性情，却是鲁滨逊在孤独的荒岛上建立舒适生活的内在激情。“我的一生向来是积极行动的一生，我最厌恶的就是无所事事的状态……懒惰的状态是生活的糟粕”（II.10）。对于鲁滨逊这个现代漫游者来说，最大的不道德是无所事事。

因此，鲁滨逊一方面喜爱闯荡，热爱冒险，渴望漫游世界，不肯安于稳定的生活秩序；但另一方面却又极端小心翼翼，想方设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对各种危险谨慎地加以防范。到了荒岛一年多才肯外出踏看全岛；驾独木舟环岛航行时遇上湾流，在凑巧搞清楚水流的情况前，再也没敢出海。无论和自然打交道，还是面对自己的同胞或野蛮人，只要一有机会，鲁滨逊总是先从自己的安全出发，满怀戒心地设想各种可能的危险，渴望建立令他安心的秩序，对生活进行尽可能有规律的安排。鲁滨逊的历险，往往始于“不安定”的漫游和闯荡，而终于理性的设计和秩序。鲁滨逊令人惊奇地将一种非常理性化的算计与一种极端冲动的历险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这种结合以一种精神救赎的意涵。[25]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化地结合理性与历险的生活方式，才使鲁滨逊的世界成为了我们的世界。[26]

无论是命运，还是性格，鲁滨逊在理性和冒险之间的悖谬结合，揭示了整个现代精神气质在构成上的深刻矛盾。只有从这一悖谬关系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这样一种精神气质，能够成为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鲁滨逊的奇异历险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神话”。[27]

初看上去，鲁滨逊的性情，似乎与任何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都不相容，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与家的紧张关系上。从第一次出海遇险后，他就面临着回家还是出海之间的选择。最终，他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就出海了，甚至“连个口信也没带给他们（他们能不能听到我的消息，就看运气了）”。在鲁滨逊出海的三十多年的时间（1651.9.1-1687.6.11）里，从来没有和他的父母联系（I.83）。当他回到英格兰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了自己的父母都已去世，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遗产（I.67, 60, 264）。相比来说，鲁滨逊对他妻子的感情要深挚得多，他称她是自己“工作中的支柱，事业上的重心”。他妻子的审慎，“胜过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教诲，友人的规劝，甚至也胜过了（鲁滨逊）自己理智的力量所能做的一切”，引导鲁滨逊渴望闯荡的激情，成功地让他安定下来，放弃那些异想天开的出海计划。然而当妻子去世后，尽管他的三个孩子还小，但鲁滨逊却像刚从荒岛上回到英国一样，觉得在世界上完全是个陌生人（II.9-11，比较I.264），立即决定再次出海（1695.1.8-1705.1.10），只不过这回不是作为儿子离开了父母，而是作为父亲抛下了自己的孩子。家并不是鲁滨逊漫游折返的目标，对家的眷恋也从来没能压制他漫游的渴望。

《鲁滨孙漂流记》中译本

黄杲炘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尽管鲁滨逊面对大海，选择离开了自己的家，然而当他流落到荒岛上，却千辛万苦地为自己营造一个“家”。在岛上第二年，鲁滨逊出外踏看了全岛，在岛的另一边，他发现那里的环境比起他最初选择的那个居住地点要好得多，但鲁滨逊却一点不想搬家，“因为我既然已经住在那儿，对那里的一切也就习惯成自然了。而现在我人虽然在这儿，总觉得自己是出外游历，不是在家里（Home）。”鲁滨逊这个喜欢浪迹天涯的人，居然在荒岛上“外出”了一个月后，回到自己的“老窝”就觉得心满意足，“这次短短的漫游（wandring Journey）因为居无定所，就让我很不快乐，同那情况相比，这个被我称为住所（my own House）的地方就是我十足的定居地了。”鲁滨逊的这个家，其实不过是他戒备森严的帐篷和洞穴。但早在几个月前，他就把这个简陋的住所称为自己的“家”，因为至少在这里他可以睡个安稳觉（I.139, 131）。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家不仅仅意味着一座安全舒适的住所，而且还是一个家庭，只不过他在岛上组成的这个“新家庭”，是由猫、羊和鹦鹉组成的（I.133, 165）。鲁滨逊抛弃了生养自己的家庭出海漫游，却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组建了一个由宠物与家畜构成的家庭。

因此，在鲁滨逊的世界中绝不是没有“家”的位置。[28]鲁滨逊甚至很乐意用家庭关系来描述荒岛上人与人的关系，称这是一个他的大家庭（II.92），把自己称为他们的家长或者父亲。而且，当他再次回到这座人丁兴盛的孤岛，为了给这座殖民地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他非常强调稳定牢固的婚姻家庭秩序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不忘提醒我们，三个英国恶棍，在安了家以后，文明了不少。（II.87, 57）

不过，当我们把十几个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文明人”从来不能真心信赖的野蛮人都称作家庭时，家人、邻人与陌生人的差别几乎完全消失了。鲁滨逊在讲完自己的第一次历险时说，“我过惯了漫游的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几个亲属，虽说有钱，却也没交多少朋友”（I.283）。事实上，在鲁滨逊讲述的历险故事中，他与生身父母和亲生孩子的关系，远远没有与那些陌生人的关系更重要。当鲁滨逊从他的历险中归来，回想起他的漫游经历给他带来的富裕生活时，他发现，这一切都取决于“正派（Honesty）的原则”（II.67）。在鲁滨逊的世界中，最重要的德性就是这种陌生人的德性：诚实正派（I.68, 82）。葡萄牙的老船长，英国船长的遗孀，巴西种植园的合伙人这些生意的伙伴，都是诚实正派的人。他们在与鲁滨逊打交道时，从来没有试图欺诈，而是信守契约，忠于承诺，虽然他们有机会侵吞鲁滨逊的财富和产业，但即使当他们生活陷入困境时，也从来没有试图染指鲁滨逊的钱。正派是鲁滨逊给予一个人的最高赞赏，是他漫游世界的历险最终以幸福生活告终的伦理前提（III.67-71）。

在鲁滨逊看来，“正派”这种德性指的是人心灵要诚实，在所有事情上，对所有人，无论是否有能力做到，都要采取公正、正派的做事态度。听起来，“正派”就像这个词在西塞罗笔下一样，可以指所有的德性。鲁滨逊在提到慷慨的葡萄牙老船长和那位英国老太太时，他们所做的也并不只是单纯的交易正义：“诚实正派，不仅促使我们清偿我们应欠我们邻人的每一笔债务，每一项信托，而且一个诚实正派的人，承认自己就是整个人类的债务人，只要神意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应该对所有人，无论他们的灵魂，还是身体，尽可能做好事。”欠人多少还多少，在鲁滨逊看来，只是正派的普通法，而对所有人行善事，是正派的衡平法。后者，而不是前者，才是正派的灵魂。在鲁滨逊看来，一个“贪婪、狭隘、吝啬、只关心自己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诚实正派的人（III.74ff., 68-71）。

鲁滨逊对人性能否凭借自身力量达到这样的高度颇为怀疑。他相信，野心、骄傲和贪婪使富人成为恶棍，而贫困和必然性，使穷人成为恶棍。在极端的情况下，在必然性的逼迫下，靠人的自然力量，没有人能仍旧是正派的。在其历险经历中遇上过这种情况的鲁滨逊问道，假如有几个人乘船出海，给养断绝，他们难道最终能够避免人吃人的结果吗（参见II.23-25：“饥饿不认识什么亲戚朋友，不知道正义和权利，所以它是残酷无情的，容不得同情”）？一个自诩正派的人，不过是还没有遭受最严峻的人生考验罢了。正派并非来自人的自然力量，而不过是神意的结果。因此，鲁滨逊才说“所有人生来都是恶棍、流氓、小偷和杀人犯，只不过是神意的拘束力量才使我们所有人没有在所有时候都表现成这样”。

如果正派要求对全人类的义务和慈善，而人性为恶的倾向却如此根深蒂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鲁滨逊何以在骨子里如此孤独和恐惧。而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孤独和恐惧，才使得正派的原则如此重要。唯有正派，才能使人相互信任。因此，鲁滨逊认为，衡量正派最一般的规则，不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Quod tibi fieri non vis, alteri ne feceris），霍布斯为所有自然法找到的通约公式。过于严苛的伦理要求会使人成为德性的暴君，这是残酷，不是正派。真正的诚实正派（true honest Honesty）并不需要多少特殊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单纯，诚实，真诚”。即使一个人做不到，他的良心也清楚地知道。在这一点上，正派是和狡诈（Cunning）针锋相对的（III.67-101）。正是这一正派，才使陌生人之间的社会成为可能。鲁滨逊在他的历险生活中遭遇的无论是慷慨，还是感恩，都是这种正派的范例。鲁滨逊认为，不要把正派仅限于商人之间，以为只有借钱还钱，才有诚实正派的问题，人在家庭中，同样有“债”，必须偿付。最终，在鲁滨逊的世界中，家庭是按照陌生人的德性原则来理解的，而不是相反。

李猛 著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5年

任何漫游，都离不开家。[29]漫游与其说是离开家，不如说是返回家。漫游者在离开家之后，又要重新踏上返乡的路。不能返乡的漫游，不是漫游，是没有目的地的流浪，是终身的放逐，最终是抹去一切踪迹的毁灭。然而，鲁滨逊的奇异旅程，并没有在经历了未知的危险，学会了身心的孤独之后，回到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家中。鲁滨逊的家，建立在自己的漫游世界中。鲁滨逊在自己的历险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孤独者的家，安全，但有些荒凉。

当鲁滨逊离家出海，流落到远离英格兰的巴西时，他曾慨叹，他在这里，最终过的仍旧是父亲当年劝告他的中间状态的生活，但却在五千里之外，没有亲戚朋友，置身于陌生人之中，就像是被遗弃在一个人的荒岛上（I.82-3）。而当三十年后，鲁滨逊真的从一个人的荒岛上回到了伦敦，他发现，伦敦比他的荒岛更加荒凉，他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I.264, II.9）。鲁滨逊的历险，最终并没有离开他父亲为他制定的中间状态，只不过他是作为陌生人，通过危险与漫游，最后回到了这样的生活中，并把他在漫游中学到的孤独的生活方式带回了家。

鲁滨逊在荒岛上发现自己下降到了“纯粹的自然状态”（a meer state of nature, I.144）。不过，究竟荒岛是自然状态，还是他回到的英格兰，即将在光荣革命后奠立的现代政治和社会呢？鲁滨逊，这个在自然状态中孤独的陌生人，当他反省自己一生的生活时，想起了一句谚语，“每一个孤独的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III.60）。这句古老的谚语，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观察，而鲁滨逊的生活改写了这句话的意涵。鲁滨逊坚信，自己的故事，既是事实，也包含寓意（the Story, though Allegorical, is also Historical, III.51, II.3）。我们的研究就是想要知道，鲁滨逊的故事是如何从一个人的“历史”成为了普遍人性的寓言。█

本文选自《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李猛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5年。原章节标题为“导论：鲁滨逊的世界”。

注释与参考文献：

*编者注：本文限于篇幅原因，未收录全文，感兴趣的读者敬请移步原书进行阅读。

[1]笛福的作品均依据W.R.Owens和P. N. Furbank 主编的笛福作品集（London: Pickering &

Chatto）。《鲁滨逊历险记》三部曲为：I.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 ed. W.R.Owens, 2008；II. 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 ed. W.R.Owens, 2008；III.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20), ed. G.A. Start, 2008。引用时注明卷号和页码，中文译文主要依据以下两个译本：《鲁滨逊漂流记》，方原（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鲁滨孙历险记》，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这一译本包含了鲁滨逊三部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虽然笛福自己在第三部的序言中指出，第三部与其说是前两部的产物，不如反过来，把前两部的故事看作是第三部“反思”的产物，因为“说寓言（Fable）是为了讲教训（Moral），而不是相反”（III.51），但这一部以“鲁滨逊”的口吻进行的反思，与前两部的关系相当松散，我们并不打算系统地分析第三部“反思”的思想逻辑，而主要借助这些所谓“教训”来印证前两部的“寓言”。鲁滨逊的故事世界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2]在此时的鲁滨逊看来，孤独的绝望与极度惊恐一样，使人处于“内心死亡”的处境（比较I.140和I.66）。

[3]鲁滨逊从来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个孤独的道德世界，或者说，他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成为这个孤独世界的成员，这既不是鲁滨逊的虚伪（hypocrite. I.141），也不是笛福的不一致或者缺乏技巧，这一小说事实恰恰表明了鲁滨逊的世界本身面对人性力量所暴露的弱点。这一人性力量在其世界中的挣扎，正是《鲁滨逊历险记》第一部比起后面两部更能抓住人心的地方。cf. Christopher Hill, “Robinson Crusoe”, History Workshop, Vol.10, no.1(1980), p.8.

[4]虽然卢梭并没有读过鲁滨逊的“反思”，但当他说，“让-雅克在巴黎中比鲁滨逊在荒岛上更孤单”时，无疑准确地理解了笛福作品的意图。卢梭对《鲁滨逊》的喜爱，至少部分来自于他对现代生活根本的孤独处境的理解：“让–雅克并不总躲着人，但他总是喜爱孤独。与他认为自己拥有的朋友在一起，他很高兴，但他更高兴自己独自在一起……他爱读《鲁滨逊》，我就此判断，他不会以为自己像困在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幸。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没有野心和虚荣，与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相比，孤单地生活在同类中要残酷得多，困难得多。”Rousseau, Dialogues（《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II,OC.1.812.

[5]Rousseau, Émile, Vol.III ( OC.IV.456 )。卢梭只希望爱弥儿读《鲁滨逊历险记》的荒岛部分（“这本小说，除去它杂七杂八的论述以外，从鲁滨逊在一个荒岛附近遇难开始，到来了一只船把他带离这座荒岛为止”）。卢梭对《鲁滨逊历险记》一书重心的这一强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对这部书的“去政治化”理解（比较鲁滨逊对自己形象的描述，I.167，在发现食人的野蛮人后，鲁滨逊的装束变得更加“吓人”，I.180）。cf. Denise Schaeffer, "The Utility of Ink: Rousseau and Robinson Cruso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4, no. 1 (2002), pp.130-1.

[6]对比他在劳动中绞尽脑汁的过程：“哪怕是政治家在制订政策的关键，法官在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时，情况也不过如此。”（I.118）

[7]只有一个人的王国，究竟是统治，还是囚禁，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分别（I.158）。对此，卢梭理解得很清楚：“无论如何，无法否认亚当曾是世界的主权者，正如鲁滨逊，只要是他的荒岛的唯一居民，便是荒岛的主权者一样。”（Contrat social, 1.ii; OC.II1.354）但正如我们马上看到的，鲁滨逊的绝对君主形象，并没有像卢梭理解的那样，仅仅适用于他孤身一人的情形。

[8]鲁滨逊一开始想找的其实是个奴隶，这是他所谓“仆人”（servant）的涵义。当然，正如编者指出的，Master在这里有比较宽泛的涵义，指任何掌握权威的人，比如家长，仆人或学徒的雇主，并不必然指主人与奴隶的关系（I.315note）。但值得注意的是，鲁滨逊和礼拜五在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是雇佣式的主仆关系，Master在《鲁滨逊历险记》中的用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将作为战俘的鲁滨逊当作奴隶的摩尔海盗，鲁滨逊也称之为“我的主人”（Patron or Master, I.70; Patron的用法参见II.125n.194）。鲁滨逊与礼拜五的关系，与他之前和苏里（Xury）的关系一样，后者发誓对他忠诚，称鲁滨逊为“Master”，就像对他之前的摩尔主人一样。鲁滨逊以六十比索的价格把他和船、兽皮一起，卖给了搭救他们的葡萄牙船长（I.73.80-81）。他后来在巴西的种植园中，还懊悔这桩买卖，因为庄园里缺少“帮手”，而这正是鲁滨逊再次出海，贩卖黑奴，为种植园增添劳动力的缘由（I.82, I.85）。鲁滨逊独自在岛上，缺少帮手，无法逃离荒岛时，曾再次怀念起苏里（I.149）。把战俘作为奴隶（servants/slaves），也是鲁滨逊走后岛上白人对待野人的做法，只不过不像鲁滨逊那样，没有救命之恩，也没有教会这些奴仆理性的生活原则和宗教观念，从而不能将他们文明化，也无法与他们建立礼拜五对鲁滨逊那种“骨肉相依”的感情，只不过给他们食物，让他们干些苦活累活罢了（II.44）。

[9]这一父亲的形象无疑具有政治的意涵，严格来说，这是将征服获得的权力转变为一种“父权"。参见笛福在其政治著作中对家长制的父权作为君主权力的最初“模式”及其限度的讨论：Jure Divino, ed. by P. N. Furbank, in Satire, Fantasy and Wir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by Daniel Defoe, Vol.II,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2, Book II, 1-55, V.1-18; esp.II.129ff. 论征服与父权。笛福明确指出，家庭里的父权虽然是政府的起源，但一旦人口增加，人们就会发现它存在许多缺陷，完全不适于大的共同体了（II.389n.）。

[10]Gilden早就注意到了礼拜五在语言表达上进步甚微，只不过是充当鲁滨逊和野蛮人交流的“代言人”。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Mr. D. Defoe of London, p.ix. 值得注意的是，鲁滨逊虽然和礼拜五一起生活了三年，但对他们的方言到最后也一无所知，而他做摩尔人奴隶的两年时间，却学会了当地的方言。

[11]Carol Ka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Defoe, Richardson, and Sterne in relation to Hobbes, Hume, and Burk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81-2.

[12]“The Laws of God, as I can understand, /Do never Laws of Nature countermand; /Nature Commands. and ’tis Prescrib’d to Sense, /For all Men to adhere to Self-defence: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only Law, /That does involuntary Duty Draw; / It Serves for Reason and Authority, /And they’ll defend themselves, that knows not why”(Jure Divino, II.239-246). 笛福甚至明确指出，任何自然纽带或者血缘纽带，乃至父权的名目，都不能取消自我保存的权利（Jure Divino, II.31-35）。

[13]Maximillian E.Novak, “Crusoe the King and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His Island",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Vol.2,No.3,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Summer, 1962). pp.337-350. 尽管与Novak对于其他白人出现在荒岛后的具体政治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但我完全同意他的洞见，《鲁滨逊历险记》勾画了从自然状态开始的政治“演进”过程。但在这一政治演进中，有两点颇为值得注意，荒岛上的政治关系始于鲁滨逊对荒岛孤独的劳动和征服；鲁滨逊的劳动和他的政治活动，都潜在地依赖他的母国在历史上形成的文明遗产。无论作为孤独者的劳动，还是契约关系的政治，鲁滨逊的世界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寄生在传统上的文明。

[14]鲁滨逊对“誓言”与契约的反复强调，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在这个荒岛上，除了“神法”和“自然法”之外，鲁滨逊没有办法保证另一方真正遵守他订立的这些条件。一旦他将武器交到了对方手中，对方是否对他感恩，实际上取决于对方自己的意愿。这只不过再次表明，祈祷并不是鲁滨逊世界中的消遣而已。誓言和契约的频繁出现，也说明在一个陌生人构成的世界中，信任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早在鲁滨逊从摩尔海盗那里逃跑时，当他试图和同行的摩尔孩子苏里建立稳定关系时，就面临了这一困难：“苏里，如果你忠心跟随我，我就会让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但如果你不捋着你的胡子起誓，也就是，你不愿凭穆罕默德或者他爸爸的胡子起誓，保证不背叛我，那么我就一定把你丢进海里。”（I.73）在加勒比海的荒岛上，鲁滨逊对礼拜五的宗教教育不仅是为了对他加以“开化"，也是在荒岛上建立更稳定的政治关系的一部分。

[15]笛福不仅强调政府的权利来自财产的“同意”，而且认为财产所有权本身就包含了“命令”的意涵（“But from Possession take away Command; /’Twou’d turn his Providence to Ridicule, /To give the Property without the Rule: If the Command’s withheld. Possession die”; “If any single Man possess this Land,/And had the Right, he must have the Command;/If once he was but Landlord of the Isle, He must be King, because he own’d the Soil.”)，财产权拥有最正当的命令权（Jure Divino, II.401-404, V.46--73）。

[16]政府基于人民的自由同意，被笛福称为“政府的第一大法”（Jure Divino, 488-9）。

[17]Defoe, Jure Divino, II.211-2.

[18]“假如有二十个人，生下来两眼一抹黑，对人或事情一无所知，落在一座荒岛的海滩上，在那里，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仿效，除了活下去，没有别的可做；而他们根据自然之光，在食物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之间设立政府。”转引自Maximillian E. Novak, Defoe and the Nature of M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5。

[19]这正是笛福在《神法》开篇明确申明的政治理论原则：“Nature has left this Tincture in the Blood/ That all Men would be Tyrants if they cou'd/ If they forbear their Neighbours to devour/’Tis not for want of Will, but Want of Power /The General Plague Infects the very Race/ Pride in his Heart, and Tyrant in his Face/ The Characters are legible and plain/ And perfectly describe the Monster, Man/ Nor can be otherwise be understood/ We’d all be Emperors, ’tis in our Blood” (Jure Divino, Introduction, 1-10)。不过，在《鲁滨逊历险记》中，鲁滨逊在描述他离开之后的荒岛政治处境时，善恶的对立似乎掩盖了他在《神法》中更加阴暗的政治描述，“社会的唯一安全，/就在于我们的邻人像我一样骄傲，/具有同样的意志和愿望，同祥的图谋，/而他的嫉恨毁了我的，我的毁了他的”（Jure Divino, Introduction.15-18）。但在与鲁滨逊重逢时，岛上的西班牙人“总督”向鲁滨逊承认，“受必然性所迫，为了自我保存”、他们不得不解除了三个英国恶棍的武装，让他们“成了我们的臣民，因为这些人即使平平常常地做了我们的主人（moderately being our Masters）也不知足，非得要了我们的命才肯罢休”（II.29）。

[20]此书著名的中译者林纾的序言，试图采用中国传统的“中庸”概念来解释鲁滨逊生活方式的伦理精神，恰恰揭示了这一精神与整个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张力：“吾国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于是训者，以中为不偏，以庸为不易。不偏云者，凡过中失正，皆偏也。不易云者，夷犹巧避，皆易也。据义而争，当义而发，抱义而死，中也，亦庸也。若夫洞洞属属，自恤其命，无所可否．日对妻子娱乐，处人未尝有过，是云中庸，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耳。英国鲁滨孙者，惟不为中人之中，庸人之庸，故单婀猝出，侮狎风涛，濒绝地而处，独行独坐，兼羲、轩、巢、燧诸氏之所为而为之，独居二十七年始返，其事盖亘古所不经见者也。然其父之诏之也，则固愿其为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而鲁滨孙乃大悖其旨，而成此奇诡之事业，因之天下探险之夫，几以性命与鲨鳄狎，则皆鲁滨孙有以启之耳。然吾观鲁滨孙氏之宗旨，初亦无他，特好为浪游。迨从死中得生，岛居萧寥，与人境隔，乃稍稍入宗教思想，忽大悟天意有属，因之历历作学人语。然鲁滨孙氏初非有学，亦阅历所得，稍近于学者也。余读之，益悟制寂与御穷之道矣。制寂以心，御穷以力，人初以身犯寂，必焦蹶恼恐，凄然无所投附，非寂之能生此状也，后望无冀，前望无助，长日悸动，患与死濒，若囚之初待决然者。顾死囚知决日之必至，则转坦易，而泽其容；正以无冀无助，内宁其心，安死而心转得此须斯之宅，气机发充，故容泽耳。鲁滨孙之困于死岸，初亦劳扰不可终日，既知助穷援绝，极其劳扰，亦无成功，乃敛其畏死之心，附丽于宗教。心既宅矣，遂大出其力，以自治其生。须知生人之心，有所寄则漫忘其忧。鲁滨孙日寓心于锹锄斧斤之间，夜复寓心于宗教，节节磨治，久且便帖，故发言多平恕。此讵有学问匡迪，使之平恕耶？严寂之中，无可自慰，遂择其不如我者，以自尊其我。天下人人无不有好高之心，抑人以自高，则高者慰矣。自外闻之，似喜其能降抑以为平恕，实则非平恕也，无聊反本之言也。二十七年后，鲁滨孙归英，散财发粟，鹦赡亲故，未尝靳惜，部署家政，动合天理，较其父当日命彼为中庸者，若大进焉。盖其父之言，望子之保有其产，犹吾国宦途之秘诀，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也。鲁滨孙功既成矣，又所阅所历，极人世不堪之遇，因之益知人情之不可处于不堪之遇中，故每事称情而施，则真得其中与庸矣……”

[21]严格来说．出海也没有给鲁滨逊提供一项“天职”（Calling，特别参见他在第一次出海遇难后与船长的对话，I.66-7）。鲁滨逊这个所谓“经济人”与瓦特在《鲁滨逊历险记》中发现的韦伯命题的最大不同或许在于，他虽然有理性的劳动，却没有真正的“天职”。

[22]黑格尔以最形象的方式表述了这种现代制度背后的人的不安与不满：“家庭生活的原则是以土地——固定的地基和土壤——为条件。同样，对于工业来说，激励它向外发展的自然因素是海洋。追求利润要通过冒险，于是工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营利之上。它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此外，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的最巨大媒介物而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易，这是一种采用契约制度的法律体系；同时这种交易又是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手段，商业也通过它而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7节。Robert Pippin, 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on the Dissatisfactions of European High Culture, Malden: Blackwell, 1994, ch.1-3；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23]对于作为漫游者的奥德修斯来说，家难以拘束漫游的渴望，漫游者总是要重新上路。这是但丁塑造的奥德修斯的形象（《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歌）。W.B.Stanford. The Ulysses Them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8, pp.175-210.

[24]根据鲁滨逊自己对这种漫游的激情或闯荡的欲望的分析，这种支配我们心灵的性情，通过一种并非自愿的力量，让我们直接服从我们的激情，使我们做了许多我们自己没有主动提出，我们的理智也并不首肯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种漫游精神，是人欲望中不受理智控制的一种直接激情（III.129）。

[25]鲁滨逊的宗教信仰，教导他要安静地对待自己所处的困境。但这种让人心安的祈祷并没有彻底消除鲁滨逊头脑中的“奇异的不安”（strange uneasiness, I.167）。

[26]柯勒律治注意到，鲁滨逊代表一般的人性，无论他的智力还是道德都没有超出人性的中等状态，他身上唯一特殊的就是这种“结合了事业与漫游的精神”（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and wandering），这是一种在现代才变得非常普通的性情。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s Miscellaneous Criticism, ed.by T.M.Raysor, London: The Folcroft Press, 1936. p.194.

[27]Ian Watt, Myths of Modern Individualism: Faust, Don Quixote, Don Juan, Robinson Crus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8]比较瓦特：《小说的兴起》，第66-73页。鲁滨逊对于婚姻家庭秩序的重视，参见Novak, Defoe and the Nature of Man. Chap.IV。

[29]家对于漫游主题的重要意义，参见 Michael Seidel, "Crusoe in Exile", PMLA, vol. 96, no. 3 (1981), pp.363-4。

编辑 丨梁可晴

校对 丨孙旭阳

审核 丨杨勇、陈烨广